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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联网传播速度飞快，微小的舆情都有可能随着网络传播而持续发酵和激化，对网络事件的夸大事实、扭曲真相、编造谣言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网暴后果。”针对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屡有发生，2024年8月1日起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》正式施行。《规定》作为我国首部反网络暴力专门部门规章，标志着我国网络暴力治理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，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基石进一步筑牢夯实。

《研究报告》指出，我国网民数量庞大，部分网民缺乏辨别事件真伪的能力。由于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，尤其在自媒体和“黑公关”的引导下，部分网民出于朴素的“正义感”、“道德感”和“同情心”，对网络事件不假思索地口诛笔伐和进行情绪化表达。网民往往对自己的施暴行为不自知，自认为维护了正义，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成了悲剧的推波助澜者。

而互联网平台既作为开放的网络社区，也同时为偏激言论和极端情绪的扩散提供网络环境。一方面，大数据算法技术制造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，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让用户获取的观点和信息越发单一，降低了对不同群体和陌生话题的包容度；另一方面，互联网平台以流量为王，理性的声音可能会陷入“沉默螺旋”，有的平台不积极履行主体责任，对未经核实的内容不严加审核，甚至出现为博取关注渲染推动事件发展的情况。

《研究报告》指出，与现实社会语言暴力行为相比，网络暴力的影响范围广，传播速度快。因此网络暴力可能比现实社会语言暴力产生的危害更大，被网暴对象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均可能遭受严重影响，且这种影响通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对于社会而言，网络暴力破坏了网络环境的秩序和生态，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和冲突，阻碍了信息的准确、有效传播。同时，网络暴力行为导致的网络环境秩序紊乱，有时甚至会蔓延至现实生活。

“目前可搜索到的法院审理的涉网络暴力案件并不多，且2020年至2023年呈下降趋势。”《研究报告》指出，一方面，网络暴力事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相对较少，多以诽谤罪、侮辱罪定罪处罚，该类案件一般应为自诉案件，但因网络暴力实施人多为网络上的陌生人，受害人在确认侵害人、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困难，而只有在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”之时，才会转为公诉案件。很多网络暴力事件尚不构成犯罪，但随着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后，相关部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对其予以了行政处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3年8月，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近五年涉网络暴力案件审理情况报告。报告指出，81.37%的涉网络暴力案件标的低于10万元，一般仅会被追究民事侵权责任，多采取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等方式来承担民事责任，或赔偿有限的经济损失，涉及刑事责任情况极少。“施暴者违法成本低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网民的道德标准和守法意识。”

上海也积极探索建立市级治理路径。上海市网信办开展多项整治，如2023年上海市网信办开展的“清朗浦江·网络戾气整治”专项行动，从严打击“网络厕所”“开盒挂人行为”“煽动地域对立”等七方面问题；2024年开展“清朗浦江·e企守护”整治网络暴力专项行动，共指导属地重点平台清理违规信息超过363万条、处置账号5.8万余个，并督促网站平台开发具有平台特色的防网暴功能。

在此背景下，《研究报告》提出探索网络暴力治理新模式。一是形成协同攻坚模式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建议地方网信部门组织协调多部门加强联动，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平台，提升协作效率。二是强化依法惩戒模式，依托相关规定推动行业管理升级，加大公诉力度，畅通举报渠道，让公众看到执法效果，震慑网络暴力行为。三是建立全程治理模式，要求平台建立健全信息特征库、预警模型等，完善一键防护功能，提供保护救济途径，落实全流程治理责任。四是探索共建共享模式，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加强自律，提升公民素质营造监督氛围，整治 “饭圈” 乱象，同时加强新技术风险评估，利用新技术赋能治理。